关于农村学生比例下降的后果，媒体多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讨论，很少从效率的角度来着眼。实际上，中国的高等教育把农村学生排斥在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公平问题，而且还是大学生平均智商的下降，这最终伤害的是中国的竞争力。

　　中国对教育问题很少有量化的研究，许多事情只能凭直觉判断。比如，根据我们的经验，现在的大学生的成就比起三十年前那一代大学生简直差得太多。三十年前大学刚刚恢复招生，许多考生在农村插队，荒废多年学业，只能临时抱佛脚应试，更多的考生则是根本没有学业可荒废，因为从小学起就赶上“文革”。记得我读初一时，看连环画都不看字，几乎和文盲差不多。后来知道高考恢复，突击两年复习资料完事。这哪里算教育？即使进了大学，连基本的参考书都找不到。在如此贫乏的知识土壤中读完大学的人，和下一代从小就进行“智力开发”的独生子女怎么可能相比？但是，真论成材率，还是三十年前的那代大学生厉害。

　　为什么会如此？因为三十年前大学难考，进去的即使不是百里挑一，也是十里挑一。1979年在北京高考，你即使上最差的大学，也是27个里面取一个。这样的选材率和今日的大学根本不可同日而语。

　　这就使我想到了哈佛已故心理学家RichardJ.Herrnstein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著名学者CharlesMurray在1994年出版的关于智商研究的名著《钟曲线：美国生活中的智商和阶级结构》。该书有几个重要结论：第一，智商是天生的；第二，智商和经济背景社会阶层没有关系；第三，目前人类还没有找到任何提高智商的办法。教育固然可以开发既有智商中所蕴涵的潜能，比如把一个聪明的穷孩子培养成诺贝尔奖得主，但没有证据表明教育可以提高智商。第四，智商在人口中的分布一直是固定的。

　　CharlesMurray后来又进一步把这些结论在社会政策上进行演绎。他称中等智商的人不应该上大学，也很难上得好大学。因为大学本身是社会精英的教育机构，智商达不到一定的水平就不能从中受益。不过，他分析了美国大学20世纪的发展，指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：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，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有了上大学的机会，比如1900年时，美国的大学生仅占18-21岁人口中的4%，如今则有75%左右的高中毕业生能上大学。按说这会稀释大学生的智商，但是从各种数据判断，现在的大学生智商比一百年前要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百年前只有特权阶层的子弟能上大学，绝大多数人根本无缘竞争。二战后的《退伍军人法案》支持退伍军人的免费高等教育，于是有220万退伍军人走进大学，一时间，一半的大学生都是退伍军人，出现了许多“大老粗”拖家带口搬进常春藤的现象。当时许多教授担心，这些没有教养的人会破坏哈佛耶鲁等名校精英文化的品质。但令他们意外的是，这代粗人竟是常春藤历史上最优秀的学生。二战后这种平民化倾向有增无减，有色人种、妇女都挤进了大学。各种奖学金的设立，使穷人、外国人甚至非法移民也能上大学。这样，大学选材面宽了，虽然不断扩招，但是竞争力反而更高。过去的4%也许就是从5%的人口中选的，现在的75%则是从90%以上的人口中选的。这样一来，现在的大学生的平均智商当然就高了。

　　由此，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计算就能看出中国大学“弱智”化的倾向：至2008年秋季入学，中国普通高校的毛入学率已达23%（据《广州日报》），与三十年前27个考生中仅有一个能进大学的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。但是，上世纪80年代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还在30%以上，现在则下降到了17.7%，而农村人口占了总人口的55%以上。也就是说，大部分农村人口被排斥在大学的升学竞争之外。用个简化版的算数来演绎：如果这23%是在整个适龄人口中选拔，那么大学生就差不多是顶尖的23%的聪明人。如果这23%仅仅是在45%的城市人口中选拔，那么几乎所有智商在平均水平以上的城市青年都可以进大学。按CharlesMurray的说法，这其中有很多人根本不是上大学的料。虽然现在中国大学中的农村学生比例还不是零，但按智商分布的理论推算，农村学生越少，大学生的选材面就越窄，平均智商也就越低。

　　可见，中国大学城乡学生比例失调，早已不仅是个社会公平问题，而且是个效率问题。我们正在抛弃一大半人口中的那些高智商学生，并用城里智商相对低的学生充数。这就造成了中国大学的“弱智”化，直接影响未来中国的竞争力。所以，我们的高等教育政策，要有巨大的转变。政府必须以拨款为杠杆，要求大学（特别是拿国家经费最多的一流大学）招收一定比例的农村学生。否则，中国一部分最好的大脑，就永远会处于“休耕”状态。（作者系美国萨福克大学助理教授）